我与数学的故事（罗博深）

罗博深

有时我也很感谢自己的好运气。1999年罗马尼亚IMO中，我成功进入了美国6人代表队。当时的美国国家队主教练是一名罗马尼亚人，他安排我们在比赛前一周前往罗马尼亚，跟罗马尼亚队教练和队员一起学习。IMO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这样的跨文化交流。罗马尼亚的数学教学强度非常大，植根于基础概念的讲解，格外注重从文化、传统的角度来挖掘数学本身的魅力。

在IMO期间，布加勒斯特（罗马尼亚首都）的公交车上张贴着大大的海报，醒目的标语写着：IMO正在这座城市如火如荼地进行。市民的热情也十分高涨，当参赛队乘坐的大巴开进布加勒斯特时，政府组织了警车队在市中心拥堵街区为赛队开道，以确保我们能顺利通过，这里的民众对数学如此高度的尊重让我动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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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识了来自世界各地的数学高手济济一堂以后，我更是时刻在心里提醒自己要保持谦卑。我借此机会接触到了一些中国队队员，这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把汉语用于实践，也是我第一次认识说中文比说英语更流利的人。

命运的安排真的很奇妙。19年后，IMO又回到了罗马尼亚，我和当年中国队的一个队员分别以美国队和中国队总教练的身份再次出现。当时结交的朋友中还有一些英国队队员和澳大利亚队队员，即使在不同的工作领域中穿梭忙碌着，我们还是会时常约见一面。

1999年我获得IMO银牌，为我颁奖的Radu Gologan（中）现为罗马尼亚国家队主教练，一旁的Angelo DiPasquale（最右）是1999年IMO组织委员会的一员，现为澳大利亚国家队主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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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最终选择了一份专注于数学研究和教育的工作。这一切对我来说都是水到渠成，其中一个关键因素是，我在不断挖掘创新方法的过程中，充分享受这个潜心思考的过程本身，并逐渐养成了自己看待奥林匹克数学的独特视角，那就是不要一味追求快速做出答案，也不要总是工于技巧。只有把竞赛题看成一种促进个人成长、让人享受思考的工具，我们才能真正把它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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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还有几位队友最终也选择了从事学术研究工作。他们五人中，有三位现在分别是美国知名大学的数学、计算机科学、和经济学教授。现在，我的数学教育工作的主要目标是，将这些培养做数学竞赛难题能力的学习方法翻译成更为简单的语言，以便于更广泛的大众理解。我期盼着用这种方法去帮助越来越多的学生提高数学思维技能，让他们在数学的各个领域里大放异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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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大学环境给了学生们很多可以全面发展学习和社交技能的机会。大学生涯是每个人充分挖掘自我、定义自己的角色、选择未来道路的重要时机。我发现，将高深的数学、科学学习与授人以渔的教学方式结合起来，能够同时满足我的三大核心兴趣点：人、挑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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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州理工读大二时，我找到当时的数学系主任，请求做大一数学课的助教，并表示可以不拿薪水。敢主动请缨是因为我刚刚学过这些课程，还清楚记得如何攻克一个个学习难点的，不会有所谓的“专家盲点”，对这些数学课程该如何学习有着更新的认识。

系主任觉得我提出的无偿帮助很有趣，但最后还是拒绝了我。因为他觉得如果没有报酬的话，我的工作热情很快就会因为太忙或者失去兴趣而减退，很难坚持做完整个学期。 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初学者的切身感受铭记于心，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能站上讲台，就能更好地与学生感同身受，更清楚地讲解每一个知识点了。

万圣节时，有人以出色的3D几何和艺术技巧，将爱因斯坦的脸刻在了南瓜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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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系主任婉拒后，我把精力重新放回学习上：钻研抽象的数学知识、甚至开始思考专业领域研究。加州理工是无数人心驰神往的求学圣地，这里的师生比例非常高，每个学年只有200名本科生入学，每年暑假我都有机会与非常杰出的教授研究问题。在这种高度个性化的环境下，学生可以与教授零距离对话沟通，暑假行程更是可以自由安排，这为我初次重回美国奥数训练营（MOP）创造了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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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的国际奥数竞赛（IMO）中，我在六位美国队员中排名第五，这个成绩并不那么理想，我一度以为自己跟MOP的缘分到此为止了，因为我知道肯定有比我更棒的人选来担任教练。然而，人生就是一系列小概率事件的连锁反应。2002年，MOP突然大幅增加预算，规模从30名学生扩大到180名，一年的时间里增长了5倍。这就意味着急需大量补充师资。就这样，我收到了邀请通知，成为了最后一个加入助教团队的幸运儿。

当时MOP给我安排的任务是给学生练习测试改卷，但因为给学生提供帮助对我而言是种享受，我自愿报名给学生上了很多课。借这个机会，我得以实现之前许下的决心——始终以初学者第一次了解这些知识时的感受为出发点来进行教学。为了让学生们学得更满意，我在上课常常需要换位思考：如果换作是我，会想要怎样的课堂体验。这段时间成为我完善自己教学风格的良好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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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中时吸引我进入数学世界的那种轻松、互动的氛围也我深受启发，我会围绕一组精心挑选的彼此相关的题目来展开每一堂课。比起一上课就把解题方法告诉学生，我更倾向于让全班同学集思广益、分享各自的想法。我鼓励他们大胆说出自己的观点，即使不确定也要说一点点，每一位学生都为这节课的走向做出了贡献，不像传统课堂，只有老师单方面输出。

我与好友、现在杜克大学执教的Patrick Codd跑步去健身房练举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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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是师生关系，但当时的我也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大学生，和他们的年龄不相上下。我很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深知这种方式对他们来说更有趣，更容易保持专注。与此同时，我也非常理解青少年时期的心理恐惧：很多学生害怕被嘲笑，不愿意主动回答问题。于是我不停地鼓励学生。在我的课堂里，没有人会因为回答错误而遭到批评或耻笑，这样他们便可以自在地参与激烈的课堂讨论了。

这种方式实际上就是解决一切问题的真谛：不断产生新的想法，一个一个地去检验，从而获得新的理解，直到最终找出正确的解决方案为止。我也渐渐发现，通过一起攻克题目，学生们除了能培养解决新问题所需的创造力和数学思维，也能自己发现解决这道题的关键方法，而不是被动地接受。他们不再只是停留在死板地记住解题步骤这个层面上，而是上升到了解深层原因的新高度：明白正确方法的原理，以及错误方法的不合理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