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与数学的故事（罗博深）

罗博深

我有幸在一个数学文化底蕴浓厚的家庭中长大。父亲Wei-Yin Loh（罗伟贤）是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分校统计学专业教授，曾荣获Rowland奖、Benjamin Smith Reynolds奖等奖项。母亲Theresa Loh（李月娥）曾是新加坡一所高中里的数学老师。



上世纪70年代，他们来到美国，父亲开始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攻读博士学位。也就是在这期间，我、弟弟博儒和妹妹博玲出生了。为了让我们更好地成长，母亲最后选择放弃工作，全身心在家照料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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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一开始父母并不确定是否要在美国永远留下来。于是他们找来了一些新加坡学校的教材和资料，让我们兄妹三个跟新加坡的孩子同步学习。这样的话，即使有一天回到新加坡，我们也能跟得上学校的课程。

少年时代的我和弟弟妹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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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甚至现在也是），新加坡的数学课程难度要比美国高几个年级。于是父母自创了一套教学方法，带我们按照新加坡学校的进度学数学。得益于此，我在数学方面的能力比美国公立学校里的同龄人超前几年。大概在小学三年级前，我都一直按父母教的方法学数学。那是一种非常东方式的学习方法，即通过演练大量的习题来提高做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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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了公立学校后，我切身感受到了美国学校里那种对学生全力支持的氛围。学校老师很快发现我的数学能力要比同班同学领先几个年级。但他们并没有继续给我灌输更高阶的数学知识，而是让我利用其他同学按正常进度学数学的时间，来做一些偏题、难题，训练我的批判性思维、逻辑思维、解题能力和创造力。这个过程其实要花很多时间，有时一道题甚至需要15到30分钟才能解出来，与几秒钟就能有答案的速算题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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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解出这种难题，必须投入大量时间，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用来尝试失败的想法。虽然我也曾气馁过，但这最终培养了我坚持不懈的精神，和即使毫无头绪也会悉心钻研的勇气。学校还会让我和其他数学水平较高的同学一起玩国际象棋之类的策略游戏，并让我用计算机搞一些自己喜欢的实验。通过学习一些程序范例，加上大量的试错，我最终在小学期间成功学会了BASIC语言进行编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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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在小学里学数学是一段非常享受的美好经历。学生们被不断激励着去探索，去用逻辑解决问题，并有机会自由发挥、自我引导。当然，对我来说，这些都离不开小时候母亲在家里教给我的计算和基本代数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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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小学高年级以后，父亲在我数学学习中参与得也渐渐多了起来。为了培养我的创造性思维，他找来了一套更有挑战的难题：BrianBolt的《数学游乐场》问题丛书（The Mathematical Funfair）。每天晚上，父亲会在家里带我们研究里面的题目，做完以后我会和弟弟妹妹一起对答案、讨论各自的想法。这些题和平常课本里的题不同，要解出来不能靠生搬硬套现成公式，而是需要自己开动脑筋，自己研究新的办法。就是在这个过程中，数学令人耳目一新的创新性，和其非对即错的精确性所带来的满足感，让我真正感受到了它的奥妙和乐趣。

《数学游乐场》，Brian Bolt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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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想起来，正是有了解题技能的基础，再加上创新思维和整合知识点的能力，我才能在后来的求学路上乃至整个人生中不断过关斩将，到达更高的平台。到初中参加MATHCOUNTS数学竞赛时，我才第一次意识到自己的数学能力真的不错。

MATHCOUNTS是美国最具影响力的初中数学竞赛，但我参赛并不是为了升重点高中或考名牌大学，因为那时并没有入学考试的成绩要求。据我所知，我的父母当时也完全没考虑大学录取这件事情。真正吸引我的是竞赛中的竞争氛围，它完全符合了我的三个兴趣点：人、挑战、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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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校的参赛队伍里，我结交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当时的教练Terry Gerhardt也是我们一位队友的父亲，非常热情、善于鼓励别人。他的主要任务是为每个队员提供充分的支持，营造一个所有人都能全身心备战比赛的环境。每周日下午，他会带着我们十个初中生一起去他的办公室，共度三个小时的美好时光。我们一起做题、切磋解题方案，一起吃披萨、交朋友。这仿佛是一个数学派对，紧张的竞争感都被友好的合作所取代。大家在欢声笑语中共同进步，每个人都乐在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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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erhardt教练有一套独特的训练方法，他的策略是让我们回头做一些旧题，在规定时间内解出答案。每个人仔细检查后，要轮流讲讲自己的做题方法。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学会同一道题目的不同解法。他会扮演评委的角色。如果谁都不会做的话，他会给我们一些点拨。他鼓励每个学生发言，因为他曾说过交流是领悟数学的一个重要环节。由于队友们的求知欲都很强，我们都必须把自己的方法讲得清楚详细，每一个步骤都不能疏忽。这就要求我们对自己的解题法了如指掌，否则任何漏洞都会暴露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