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年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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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姐是家里上了大学的第一人，也算是创造了历史。那天有辆轿车开到村里，径直停在我家门口，下来一位漂亮的女人拿着录取通知书和一束鲜花，大姐正好不在家，母亲赶紧到里屋取出50元钱递给对方，接回了通知书。我当时很兴奋，虽然并不是我的喜事，但我感觉没有区别。我一直都是这样，比如家人卖掉苹果赚了几百元，虽然不是给我的钱，但我却很高兴，我那时总担心家里人没钱看病死掉，或者流落街头最终死了。大姐准备要上大学了，那需要很大一笔钱，我记得父母和大姐有天商量了很久，可能是为了这笔钱的事情，后来大姐去了吉林，我心里的感觉是那很遥远，因为我从来没离开过县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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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初中时，因为村子没有学校，我们这帮孩子每天都要骑自行车到县城，放学后再骑回来，一大早，我总爬不起来，但村里的同学比如阿正，张晓峰，张晓刚，王林，王涛等却乌漆麻黑的就来叫我，我赶紧起来洗完脸后就跟他们出发了。那天我们放学回到家后，村子里人很多，好像商量着什么，我看见奶奶也在门口张望着，母亲不知在喊着什么，过了一会，有些壮年的男人光着膀子开着三轮车，嘴上一直说着：他们别想干的成。后来，有人又来到了我家里，我家两个屋子，南边这间屋子有个大炕，住着奶奶、我还有二姐，以前大姐和小姑也一直住在这里，东边那个屋子住着父母。这几个人都挤在南边屋子大声讨论着，我坐在角落，大致明白了好像哪个工厂要占用村里的几个大沟---都是用来扔垃圾的---盖一座火葬场，而村领导也同意并签了合同，好像还拿了钱。有个人骂村长是汉奸，有个说着如果盖了的话村里人的饮水都成问题，最后他们都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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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早上有人喊着去看大字报，我不知道是啥，听他们说有人写了大字报贴在公告板上，都是骂村长的。这件事后来熙熙攘攘，我记得过了很久，可能一年，可能好几年，但最后那个火葬场开始动工修建了，村里每天无数俩拖拉机来来回回，吵个不停，就连每家门口都会有的一对看门石狮子也大半被毁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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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林和王涛经常会说着村里又发生什么大事了，县城又有啥大事，有时甚至会谈美国咋样了，我一直都当故事一样听着，因为县城之外的事情对我来说很陌生，我不知道美国在哪里，不知道印度在哪里，不知道日本在哪里，甚至没见过地图。后来放寒假的时候，大姐回家了，我觉得大姐变得更像大人了，也更时尚一些，不再像村子里甚至县城里看到的那些人，但我觉得很亲切，我记得她第一句话就是“这是华子啊，长高了，我带你去吃刀削面。” 我跟着她，她付钱帮我买了碗刀削面，吃完又跟着她回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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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小好像一直这样，她总是在照顾我，记得上小学二年级时，有次学校大扫除，扫完后大家八十多人就坐在教室门口的台阶上等着老师的指示，这时大姐突然到学校从一堆人中找到我，一手拿着西瓜，一手拿着刚蒸出来的糖馍------就是红糖馅的那种，看我吃完后又将西瓜皮拿走了。现在想起来总觉得很有趣，而且当时一帮学生完全不觉得我狼吞虎咽有何不妥，更何况她一直站在对面，也许别人只是不在乎，但整个场景我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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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完春节，大姐很快就又上大学去了。阿正有时总能找到一些古老的书籍，会给我讲一些听起来乱七八糟的事情，比如宇宙多大，霍金的《时间简史》，催眠等等，他讲的津津有味，就好像很懂一样，在他的表现下，我也开始找了个亲戚，她经常推车去卖书，有时是别人坐在旁边看，看完又把书还给她，但要给她一点钱。所以当我要看书时，她就拿了本很厚的《西游记》给我，并强调不能影响学习，我想她可能怕我影响了学习后父母会怪在她头上，总之我很高兴，一直翻着看着，最后竟然将厚厚的一本书全看完了，虽然有些字不认识，但我还是饶有兴趣的一直看着。最后，我把书还给了她，虽然她嘴上没说，但我觉得她怪我太久没还回来，后来，她开始找借口不给我书了。阿正的那些书我也开始看着，总觉得很多地方都不明白，但还是都看完有了大致的印象，以后那些同学再热情洋溢的讨论时我也能插几句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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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从小因为长辈就教育我们要听话，也要我们听老师的话，到学校后老师也要我们都听话，那时我总觉得周围的人有点轻信，别人说什么就信什么，尤其是老师的话，经常上完数学课，大家记住了公理公式，上完物理课继续记住定理公式，紧接着又是历史课，老师要求背诵大段的课本内容，大家只能继续背着记着，因为有的还是考试的内容，到了政治课时，也是一样，老师讲完课本，讲了一些习题的答案，就要求我们背下来，也是因为考试的目标，那时我们都不管三七二十一，一直背着，虽然我觉得很不情愿，比起历史政治这样的课程，我更愿意花时间计算数学题，阿正背的更少，因此这些课程成绩也更差，他说自己看不进去那些内容。初中毕业后，我的成绩最好，王林，王涛，阿正成绩也不错，村里的其他同学虽然成绩不好，但基本都上了高中，除了张晓峰和张晓刚，他们是兄弟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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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时候的一些玩伴慢慢的就会在生活中消失了，比如张扬，他家在我们上一年级时就搬到县城了，之后我就再也没见过他了；比如陈辉，因为捅死了人被关进少管所，我也没再见过他；还有周小冰，小学时每逢收割小麦，大人们就拿着镰刀去地里干活，割完小麦后又找拖拉机拉到麦场，最后脱粒，我因为太小，就会被奶奶带着去拣麦穗，大路上，田地旁，总之会有很多掉落下来的麦穗，奶奶每次能拾到很多，我较少，也经常能碰到周小冰，他拾麦穗也很快。有次回家后父亲很不满，可能觉得奶奶还不如操持家务，拾麦子终究还是太少，也可能觉得奶奶拉着我在大路上拣别人掉下来的麦穗很丢人，但只是表达了不满，并没有吵起架来，周小冰的母亲有次跑到我家，说她丈夫在打孩子，拿了很粗的棍，也会拿皮带打，她很怕，让我奶奶赶紧去她家做客，这样就能救周小冰，奶奶去了一会，回家后说已经不打了，有时因为周小冰干家务不积极，有时因为拾麦子少，就会被打，他母亲经常跑来吓的哭，喊着说又开始打周小冰了，让赶紧去看看，后来过了两年，好像他们全家搬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也就再没见过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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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中我们去的是县城那所唯一的学校，人很多，好像县城各个角落的人一下子都涌进来了，我第一次发现高一的学生就有一千多人，分了将近二十个班。那年二姐刚参加完高考，但她觉得考的不理想，查分数那几天一直守着电话机，那时我家已经安装了电话，最终确认被调配到一所不好的学校后沉默不语。奶奶说二姐哭了很久，但我后来发现奶奶有时会说大姐哭，有时甚至说我哭，所以后来当奶奶又说二姐抱着小姑哭的时候，我也就将信将疑了。二姐考虑了很久，最终决定复读一年。那时我慢慢觉得时间很宝贵，一年的时间没有接触新的知识和信息的话，太浪费了，但二姐似乎觉得如果不上大学的话，她就要呆在村子里，变成一个没有成就也被人看不起的女人，她心里很怕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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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有次在家里二姐正走向厨房，恰巧厨房的门帘脱落掉在她头上，她马上很恐惧，认为她被门帘打中后就变笨了，甚至会变的痴呆，那她就更加不可能出人头地了，当时她恐惧的问着每一个人她会不会有事，父亲，母亲，奶奶，和我，她都问了一遍，我们都说没事，但她不放心，又问了第二遍，直到母亲生气的骂了她几句，二姐不再作声了。当时，二姐扭曲的表情，夸张的语言，变型的身体姿态都让我感到一阵哆嗦，我说不出那种感觉，但很难受，也担忧着二姐，就好像那次我看到阿正发疯的打他同桌一样，好像他们都在某一刻瞬间摇身一变，变成了另外一个我从不认识的人或者是一种怪物，张开大口怒吼着，发泄着忿恨与不满，可能这个怪物就一直住在他们身体里，等待着时机要跑出来，虽然他们努力关着怪物，但有时还是被跑了出来。每到这时我的大脑包括身体的感受都是相同的，有担忧，有害怕，有难受，甚至想流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