借调政法委
1999年下半年，我因为工作认真负责，被县武装部任命为乡武装部副部长。这官儿虽不大，却像是黑夜里亮起的一盏灯，照亮了我工作前途的方向。心里那高兴劲儿，真是难以言表，这毕竟是我工作生涯里一次挺重要的进步。
从那以后，我干活更有劲儿了。训练时，累得浑身是汗也不觉得累；值班时，坚守岗位，一点都不马虎；巡逻时，眼睛瞪得大大的，不敢有一丝松懈。哪怕是打扫院子这种小事，我都抢在前面干。乡党委书记都看在眼里，他对我的认可，让我更坚定了要好好干的想法。
在乡里工作，我还收获了珍贵的友情。和我一起分配过来的战友，跟我特别有缘分。他在隔壁乡工作，我们都是河南老乡，还同姓。因为离得近，我们经常来往，关系也越来越好。他写作能力强，后来被借调到组织部。年底政法委从乡里借调干部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就把我推荐过去了。就这样，我到县上工作了。
当时政法委的人不多，原来有六个干部，加上我们新借调的五个，一共十一个人。书记是县委副书记兼任的，下面有两位副书记，一位负责写材料，一位负责协调工作。我们借调的干部分成两组，一组去乡村检查工作，另一组留在办公室处理文字材料。我很幸运，被分到了督导组，从此开始了不一样的工作经历。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去乡村检查，看看集中整治工作队的人有没有到岗，工作进展得怎么样，档案材料全不全，还要收集一些好的工作经验和做法。一天跑下来，回到单位就把检查情况整理好，向书记汇报。然后按照书记的要求，写成书面材料，用文件或者简报的形式发给各个单位和乡镇，接着就又去乡下检查了。我们这些从乡镇来的干部，都特别珍惜这次机会，干活都很积极，都希望能通过努力留下来。那时候年轻，精力旺盛，白天在乡下忙，晚上回办公室加班写材料，也不觉得累。
我特别喜欢出去跑外勤。一辆车，三个人，跑遍了全县29个乡镇，感觉就像是在把这片土地仔仔细细地丈量了一遍。那些以前没去过的乡镇、村子，还有山区、平原、戈壁、沙漠、绿洲、湿地、湖泊，到处都留下了我们的脚印。在政法委工作的这段时间，就像给我打开了一扇新窗户，让我看到了更广阔的世界，学到了很多书本上学不到的东西。我还认识了好多其他单位和部门的领导、干部，有些人后来成了好朋友，这么多年一直都有联系，感情越来越好。
在这段工作经历里，对我影响最大的就是书记。他是县委领导，平时特别忙，但只要有空，就会来办公室看望大家，和大家聊聊天。在他面前，我们一点都不觉得拘束，就像朋友一样唠家常。我们都打心眼里喜欢他，也爱听他讲工作上的事儿。
书记四十多岁，是疆二代。他维语说得特别流利，做事也很干脆，大家都夸他是真正的“新疆儿子娃娃”。他经历很丰富，当过兵，也下乡插过队，从乡镇的普通干部一步一步干到现在这个位置。他经常跟我们说：“当官能当多久说不准，但做人可是一辈子的事。不管是工作还是做人，都得实实在在的。要是哪天你不当官了，身边还有一群真心朋友，那才说明你做人成功。”
书记这句话，就像一盏灯，一直照亮着我以后的路。从那以后，不管什么时候，不管在哪儿，我都把这句话记在心里。它成了我做人做事的准则，也像一个好朋友，在我迷茫的时候给我指引方向，在我努力工作的时候给我加油打气，让我在南疆这片土地上，活出了自己的精彩，也收获了成长和感动。
提拔为副乡长
在县上工作的日子，虽然忙忙碌碌的，可是很开心，过得特别充实。那时候，书记带着我们，不管是借调来的同事，还是原本就在县上的干部，大家相处得就像一家人。虽说大家民族不同、岗位也不同，但工作上都互相帮忙、互相学习，谁也不推诿扯皮，私下里关系也特别好。在这样的环境里，我明白了在集体和团队里，团结真的太重要了。
2001年底，全县开始换届选举，各个乡镇的“两委”班子都要进行调整和补充。书记找我和另一个同事谈话，说想让我们去乡镇锻炼。这个同事也是军转的，比我早两年参加工作，之前也是从乡镇借调上来的。听到这个消息，我们心里既高兴又犹豫。高兴的是这次可以提拔了，犹豫是因为未来不太确定的因素太多。要是下乡，能提拔为副科；要是留下，就有机会调回县城，继续在政法委工作。最后，还是书记帮我们拿了主意，说我们还年轻，去乡里历练历练，以后的路能走得更远更长。
十一月底，我们被宣布下乡任职。我回了原来的乡，同事去了另外一个乡，我们俩都被任命为乡党委委员、常务副乡长。我上任的时候，好多人都羡慕我，我才27岁，就成了乡里最年轻的领导。以前我是乡武装副部长，也就是个一般干部，现在一下子成了常务副乡长，好多人都觉得我是突然杀出的一匹黑马，有点衣锦还乡的意思。周围还是那些熟悉的同事，书记也没换，就是大家对我的称呼从“小X”变成“X乡长”了。那时候我雄心勃勃，壮志在胸，浑身上下满是干劲儿，就想着一定要干出一番事业来。
以前乡镇没有设置常务副乡长这个职位。为了进一步完善乡镇基层建设，使职责更加明确，这是我县历史上第一次设立常务副乡长。按照县委的要求，常务副乡长主要负责全乡的经济工作，像财政、农村经济、乡镇企业还有扶贫这些都是常务副乡长的分管工作范围，而且还有财务一支笔审批的实权。理想很丰满，可现实却给了我当头一棒，由于以前没有设置常务副乡长，财务直接由书记审批，常务副乡长的设立，反倒成了长在书记肉中的一根刺儿，在我们的“一霸手”书记眼里，我充其量就是个毛头小伙子，这些本该我负责的工作都被他“没收”了。就这样，我的工作就只剩下扶贫这一项。不过待遇方面和其他乡领导一样，有独立办公室，还配了一辆新摩托车。
为了弘扬正能量，许多不方便说的细节，我就一笔带过，不再细叙，望大家理解。
书记让我负责扶贫开发工作，这工作可太繁琐了。那时候扶贫工作才刚开始，县上也没什么经验，只能参考其他省市的扶贫开发规划，再结合我们乡镇的实际情况来编写。就跟在黑夜里走路似的，根本不知道方向对不对。乡里条件不好，没电脑也没打印机，我只好在县上的打印店租了台电脑，从农技站找了个懂电脑的女干部来打字。有些相关数据涉及到各个村，我们要不停地一会儿去乡里，一会儿去城里，还要和扶贫办对接。我们没日没夜地干了十多天，好不容易把十六个村的扶贫规划和乡里的总规划都弄好了，结果县上规划又变了，所有乡镇的规划都得重新弄，之前的努力全白费了。就这么折腾了好几次，规划才最终定下来。
这是我任职以来自己独立完成的第一项工作，最后能圆满完成，书记也挺满意的，在党委会上还表扬了我。
平淡中的快乐时光
在乡镇工作的日子，平静又漫长。那时候乡政府没有食堂，为了解决午饭，中午的时候我们几个汉族干部就凑到一起，在宿舍里打扑克。那时候，双扣特别流行，我们用四副扑克，两两一组，分成对家。大家也不赌钱，就是图个乐子，输的两人中午请客。打完朴克，我们会去乡政府外面的小食堂吃饭，要么吃拉面，要么吃抓饭，具体吃啥就由赢家决定。这样一来，午饭的问题解决了，无聊的时间也打发过去了，同事之间的感情也增进了不少，大家相处得更加融洽。
从二月底开始，就进入农忙季节了。在九十年代，农村主要种植棉花。县里会给各个乡镇下达棉花种植和收购任务，如果哪个乡超额完成了，县上就会发奖金，多的能有几十万。所以为了拿到奖金，乡村两级干部都干劲十足，一心扑在工作上。
乡里的副职领导每人负责一两个村，一般干部就跟着副职领导一起在村里蹲守。从农民开犁耕种，一直到棉花收购，乡干部基本都守在田间地头，全程跟进。那时候，土地虽然已经承包到户，但为了防止个别缺少劳动力的家庭没有能力种地，乡村都实行集体大生产的方式，统一出工、统一收工，就连化肥、种子、农膜这些也都是由村委会统一购买。从种植、浇灌、锄草、施肥到打药，全部都是机械统一操作，统一管理。等棉花成熟了，再分给各家各户，让他们自行采摘、销售。
在棉花的种植管理过程中，抓棉铃虫是非常重要的一环。那时候，棉田很少用剧毒农药，因为大家都怕把棉铃虫的天敌也给杀死了，所以基本都是靠人工抓虫。七月份，正是棉花开花坐果的时候，棉铃虫也多了起来。乡村两级就组织农民下地抓虫。每天早上六点钟，村干部和小队长就会挨家挨户去敲门喊人。在南疆这边，六点多钟天还没亮呢，农民们就打着手电筒，拿着矿泉水瓶或者罐头瓶子，一棵一棵仔细地检查棉花，发现虫子就抓起来放进瓶子里。等天亮了，虫子都躲起来了，农民们就收工。然后，他们把抓到的棉铃虫装进水桶或者化肥袋子里，由负责蹲点的乡干部带回乡政府，交给农科站的干部称重、登记数量，每天还会进行通报。
棉花种植年年都是这样，所以每年七八月份的抓棉铃虫工作，是乡村干部最发愁的事情。大家都很辛苦，但是为了有个好收成，也都毫无怨言，默默坚持着。
另外，在村里开展“三同”工作的那段经历，让我至今都印象深刻。
记得那是一个冬天，按照县上的安排，乡镇干部要到村里开展同吃、同住、同劳动的活动。我负责的是1村，村支书五十多岁了。因为文革时期村里有知青点，村支书跟下乡的知青学会了汉语，虽然说得不太流利，但是基本的交流还是能听懂的。他得知我晚上要来“三同”，就提前在村委会给我安排好了床铺，还架好了炉子，烧了一壶砖茶，摆上几个馕，还有一盘切好的甜瓜。那天晚上由于村里停电，就点了两根蜡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