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镜头下的南疆生活旧忆
不少网友对南疆的丝路重镇喀什满怀好奇，渴望深入了解这座城市。今天，就来和大家聊聊我在南疆生活、工作28年的真切感悟。南疆，一般指新疆天山以南的区域，主要涵盖如今的南疆五地州，即巴州、阿克苏、喀什、克州和和田地区。
1996年10月底，我参加自治区留疆战士考试，顺利过关，当年12月复员。回河南老家过完春节后，我又返回部队。1997年2月底，我从北疆的乌苏前往喀什地委党校报到，参加岗前培训。一同考上的还有一位河南籍战友，平日里我们就玩得很好，这次又一起考上，便结伴同行。那时南疆的交通极为不便，既没有高速公路，也没有铁路，虽有机场，因票价昂贵，最终还是选择乘坐长途汽车。公路交通不管是从内地还是乌鲁木齐前往南疆，都只能走国道314。那条路虽然是柏油路铺设的，因年久失修，路况不是太好，个别路段坑洼不平，比较难行。我和战友先从乌苏坐长途汽车到乌鲁木齐，接着换乘去喀什的长途卧铺客车。因为当时南疆的稳定形势较为复杂，听闻这边时常出事，我和战友心里都很害怕。在乌鲁木齐登上前往喀什的汽车前，我们悄悄商量，路上一定要保持高度警惕，两人中必须有一个时刻保持清醒，仔细观察中途上车的人，看他们有没有携带可疑物品。一旦发现异常，就互相使个眼色，联手应对，确保路途安全。就这样一路在高度戒备中颠簸，直到3月1日下午才抵达喀什，这一路差不多花了三天两夜。
刚到喀什，我就明显感觉到对气候的不适应。长期生活在空气湿润、气候潮湿的北疆，刚到喀什时，对南疆干燥的气候特别敏感。这里常年干旱，严重缺水，我的嘴唇一直干裂起皮，只能不停地喝水补充水分，过了十多天才慢慢适应过来。
我们在党校实行全封闭管理，由部队和公安部门双重领导。那时党校的条件不太好，我们住的是平房，四个人一间房。和在部队一样，每天都要早起跑步出操，整理内务。食堂不提供碗筷，得自己去巴扎上买。我向教官请假后，独自前往巴扎。从党校前面的马路往西走大概一公里，就是喀什的东巴扎，现在叫喀什中西亚国际贸易市场。
巴扎上全是当地的维吾尔族群众，人多得很。我们在部队时实行封闭式管理，很少接触外面的社会和群众。而且北疆哈萨克族多，维吾尔族少，所以我对这个民族了解甚少。这里的男人大多留着大胡须，眼窝深陷，他们看人的眼神让我浑身不自在；女人大多穿着长长的袍子，头上罩着棕色头巾，还蒙着脸，根本看不到长相。还有一些男女跪在店铺的角落里做礼拜，让人感觉挺诡异的。听着听不懂的语言和音乐，看着这些奇特的着装打扮，我感觉自己仿佛穿越到了另一个世界。我转了好几条街，都没看到一个汉族人。再加上老师在课堂上讲过的近期发生的一些事件，我一下子感觉汗毛直立，脊背发凉，心里充满了恐惧。我赶忙买了餐具，匆匆逃离了东巴扎，从那以后再也不敢去了。这便是我初到喀什时留下的第一印象。
不过，这些都是28年前的事了。经过这么多年新疆的治理与发展，如今的喀什经济发展迅速，交通便利，各民族团结友爱，社会治安良好，是个特别安全的旅游城市。要是大家感兴趣，完全可以亲自来感受这里独特的异域风情。 在党校历经一个月的岗前培训后，1997年3月31日，我们十个留疆战士被分配到了县里。其中四人前往乡镇派出所，我和另外五人则成为乡镇武装部的武装干事。当晚，组织部长在县委招待所热情接待我们，大家一同用餐，还开展了集体座谈会。部长语重心长地嘱咐我们，到乡镇工作，要尽快融入环境，脚踏实地扎根基层，力求干出一番成绩。
饭后天色还早，我便与一位战友相约上街逛逛。出了招待所大门向右走100多米便是大十字，旁边是长途客运站。从十字路口到客运站这短短30多米的距离，灯火辉煌，热闹非凡。小贩们推着车，售卖着茶叶蛋、羊杂碎。烤肉摊旁，维吾尔族师傅熟练地翻烤着羊肉串，一边用扇子扇着炉火，一边高声吆喝：“羊肉串，羊肉串，好吃的羊肉串，快来吃！”扇起的煤烟混合着羊油的香气飘散开，闻着就让人直咽口水。还有几个汉族老乡在叫卖水果，一听口音是河南老乡，一股亲切感顿时涌上心头。我们两个走上前与摊主攀谈起来，最后买了几个苹果和香蕉。这是我在这座城市遇到的第一个河南人，这个卖苹果的河南老乡，多年后我们成了很好的朋友。 1997年4月1日清晨，各个乡镇派车来接人。我被分到离县城不远的一个乡，来接我的是乡里的副书记。后来我才知道，那天是西方的愚人节，不过对我而言，这是改变我人生轨迹的一天。如今回想起来，有时真觉得自己像是被生活愚弄了。
乡政府离县城不过十七八公里，车程半小时便到了。抵达乡政府后，副书记叫来通讯员，让他帮我安排住处。通讯员是个维吾尔族巴郎子，十分憨厚勤快，和我年纪相仿，可惜他不懂汉语，我和他交流，他一脸茫然。
乡政府占地不到20亩，大门两侧是两排带走廊的平房，走廊边沿装饰着极具民族特色的图案，走廊外搭着长长的葡萄架。正对着大门的，是一座正在修建的三层办公楼。院子地面铺设的柏油，正中间矗立着一根国旗杆，国旗略显陈旧，一看就是许久未曾更换，一个角都开线了，在风中猎猎飘扬。 我被安排住在走廊最里头的一间办公室。通讯员打开门，把我的背包和行李放在木板床上。我打量着这个约20平方米的屋子，里面摆着一张旧办公桌，还有两张木板床，稍微一动就嘎吱作响，上面落了一层薄薄的灰。此外，还有一张靠背木椅和一个铁皮水桶，再无其他物件。副书记对我说，这个办公室是团委书记的，他在很远的村里担任支部书记，平时很少回来，让我先住这儿。还直言乡里条件不太好，这屋子以后既是办公室也是宿舍，让我先将就着。
我向副书记道谢后，便开始打扫卫生。通讯员帮我找来扫把和抹布，还和我一起收拾。收拾完，我打开背包，铺好被褥，像在部队里那样把被子叠成豆腐块，再将毛巾、牙刷等随身物品摆放得整整齐齐，然后从包里掏出那本儿陪伴了我许久的《宋词三百首》，轻轻的放在枕头边上。看着收拾好的屋子，心里既欣慰又有些不是滋味。毕竟，以后这里就是我生活和工作的地方了。在离家四千多公里的南疆，我终于有了安身之所，这里将开启我人生的新篇章。
初到乡里，在乡政府安顿好后，我便开始直面生活的首要难题：吃饭。我找到副书记，询问日常饮食该如何解决。副书记苦笑着摇头，解释说，这是个新分出来的乡，条件艰苦，乡政府连个食堂都没有，日常吃饭只能去巴扎，也就是集市。
出了乡政府大门，便是巴扎。这里有一个固定的卖馕摊位，两家食堂，还有几家杂货铺。杂货铺主要售卖日用品，顺带卖些白菜、土豆和恰马古这类易于储存的蔬菜。食堂平常供应拉面和抓饭，一个疙瘩馕五毛钱，拉面三元一碗，抓饭分荤素两种，素的三元，带肉的五元。星期天大家都爱去县城赶大集，乡里巴扎就没什么人，食堂也会关门歇业，不过卖馕的摊位还会照常营业，只是因为顾客寥寥，到下午八点就收摊了。
来之前我对乡里情况一无所知，只想着有了工作就有工资。当时我兜里仅有一百多块钱，其中一百块还是离开党校前找战友借的。我暗自盘算，早上吃个馕，中午和晚上各吃一碗拉面，一百块省着花，勉强能撑半个月。于是，我便按照这个计划，开启了在南疆的饮食生活。可很快，钱就花完了。副书记带我去乡财政所借了300元，我趁机向财政所长打听工资的事，他说已经上报，还需再等一段时间。钱有了着落，我便托副书记在县城帮我购置了煤油炉、钢精锅，还有挂面、鸡蛋、香油、味精等食材，决心自己动手做饭。 做饭对我来说并非难事，毕竟我在部队炊事班干过，这些活儿可谓轻车熟路。先把水烧开，接着下挂面，等面快熟时，撒点盐和味精，再打入一个荷包蛋。要是没有青菜，就去院子的花池子里掐一把灰灰菜、勾勾秧或者野苋菜，洗净后放进锅里，出锅前滴两滴小磨香油，那香味，别提多诱人了。作为河南人，我对面条有着特殊的偏爱，只要有面条吃，连肉都不换。
4月，正值万物复苏之际，南疆的大地上到处都是野菜。那段日子，这些野菜陪伴我度过了1997年的春天。由于天天吃清水挂面，营养严重跟不上，那时我身高174公分，体重却掉到了只有53公斤，走路都晃晃悠悠。偶尔，我也会去巴扎的食堂吃碗拉面，在当时，能吃上一碗拉面，已然是件很奢侈的事。 三个月后，我终于盼来了工资。我清楚地记得，月工资330元，连续补发了三个月，一共990元。还了借的300元后，还剩下690元。当我在工资发放表上签下自己名字的那一刻，激动与心酸交织，泪水夺眶而出，这是我第一次真正拿到属于自己的工资。
从那天起，在这个远离家乡和亲人的南疆土地上，我实现了独立生活，能够养活自己。我在心底暗暗发誓，无论生活多么艰苦，我都要坚持下去。我是个当过兵的人，既然选择了这条路，便没有退路，唯有勇往直前。 到乡政府一周后，我才慢慢对这里的情况有了些了解。
这是一个维吾尔族聚居的乡，在乡里上班的汉族干部仅有四位，而且都是领导。我是第五个被分配到这里的汉族干部。党委书记是本地人，四十岁上下，汉语和维吾尔语都说得极为流利。开会的时候，他全程使用维语，光听声音，很难辨别出他到底是哪个民族。在那个年代，对干部的国语水平要求并不高，大多数民族干部只能听懂一些简单汉语，交流起来颇为费劲。听一位副乡长说，乡里还有三家汉族人，分别是山东人、河南人、四川人，都是开磨面坊的。他们在乡下开磨坊，孩子在城里上学，由父母照看着。星期天磨面的人少，他们就骑摩托车回城里和家人团聚。那时候，农民吃的面粉很少去巴扎上买，都是赶上毛驴车，拉上一袋自己种的小麦，去磨面房加工。加工出来的面粉供家里食用，麸皮还能用来喂牛羊和毛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