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刚从部队退伍，此前从未接触过档案工作，完全不知道从何下手。书记只是简单地交代了几句就离开了，后续工作全靠我自己摸索。按照书记的要求，我花了差不多半个月的时间，将所有档案整理完毕。每份档案的第一页，我都工工整整地写上目录，再把它们装订得整整齐齐。当我把装订好的档案拿给书记过目时，他翻看了几页，称赞道：“小伙子字写得不错，工作也很用心，以后就给我当秘书吧。”说着，他递给我一把钥匙，目光中满是赞许，等待我的回应。我赶忙立正站好，大声应道：“是！”那一刻，内心满是激动，为自己的工作得到领导认可而欣喜不已。
秘书工作相对轻松。每天早上，我会把书记的办公室打扫干净，物品摆放整齐；遇到县上来领导时，负责端茶倒水。除此之外，书记也会安排我和翻译共同处理一些文字工作。翻译是个非常随和的人，五十多岁，说话语速平缓，普通话说得相当流利。他说自己以前在县上的一家国有单位上班，小时候上的是汉族学校，工作后又一直和汉族同事共事，凭借汉语结识了不少汉族朋友。相处一段时间彼此熟络后，我问了他一个困扰我许久的问题：“维吾尔族为什么不吃猪肉？”翻译语气平静地解释道：“维吾尔族大多信仰伊斯兰教，被称作穆斯林。穆斯林禁食猪肉以及未经宰杀的牛羊，这是《古兰经》里明确规定的。”他接着说，“穆斯林以前其实也吃猪肉，有一次吃了染病的猪肉，在圣战期间爆发了疫情，致使大量穆斯林伤亡，损失惨重，最终战败。后来先知穆罕默德编写《古兰经》时，便把这一事件当作教训写了进去，从那以后，穆斯林就禁食猪肉，未经宰杀放血和自死的牛羊也不能吃。”听完这个不知真假的故事，我对穆斯林有了初步的认识和了解。
书记热爱打篮球，也热衷于在农闲时组织农民举办篮球比赛。他让我在乡政府后面篮球场的墙上，写上“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的大幅标语，要求每个字都得有一人多高。那时乡政府没有电脑和打印机，无法打印标准字体作为模板。于是，我从字典里找出这几个字，先用铅笔在墙上勾勒出字的轮廓，反复比对修改后，再用红油漆填充。完成这项任务后，书记十分满意。此后，他又安排我和乡里的翻译一起完成一些文字材料工作，甚至连乡里上报给县委的工作总结也交给我撰写。
我平时话不多，做事踏实，领导安排的工作都会竭尽全力去完成，能吃苦、不怕累，而且眼里有活、手脚也勤快。渐渐地，书记对我愈发关照。周末休息时，他会叫上我，坐他的车去县城逛逛、采购物品，之后还会留我在他家吃饭。他会让媳妇多炒几个菜，念叨着：“小伙子刚从部队下来，乡里条件差，吃不上肉，怪可怜的。”晚上还会安排我住在县委招待所，住宿费由财政所报销。
记得1997年5月古尔邦节时，书记带我去村支部书记家拜年，一天要去四五家。每到一户，主人都会端上大块的羊肉和酒。书记让我别拘谨，放开了吃，还开玩笑说：“吃饱不想家。”
我深感幸运，刚参加工作就遇到这么好的领导。我在心里暗暗发誓，一定要努力工作，绝不能辜负书记对我的期望。
训练与获奖
一个月转瞬即逝，生活逐步步入正轨，我的情绪也稳定了下来。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在即，为了保障回归期间社会秩序的稳定，县里对武装部的工作格外重视，从地方退伍军人中又招收了一批专武干部。五月底，四位新同事来到了乡武装部，其中有三位维吾尔族专武干事，还有一位汉族干事小张。有两位是刚从自治区人武学校毕业的，小张是本地人，从小在乡下汉族大队长大，他能说一口流利的维语，让我打心底里佩服与羡慕。
专武干事全部到齐后，民兵训练正式开始。训练工作由我们五个人共同承担，他们几个用维语详细地讲解动作要领，组织训练，我站在队列前面做示范，帮忙纠正民兵的动作。六月的南疆正值盛夏，烈日高悬，阳光照在皮肤上，生疼生疼的。书记见大家训练辛苦，便安排财政所买来冰水和西瓜给大家解暑。领导的关怀让大家热情高涨，我们配合得十分默契，严格按照县武装部下达的训练计划与要求，扎实地推进各项训练任务。
第一批参与训练的30名民兵，都是二十岁上下的年轻人。他们活力满满，接受能力强，训练的时候朝气蓬勃，积极性特别高。仅仅过了一个月，这批民兵就练得像模像样了。我们经常带着民兵走出乡政府，他们穿着迷彩服，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喊着响亮的口号，雄赳赳、气昂昂地走在乡政府外的巴扎（集市）上。那场面别提多震撼了，村民们纷纷投来难以置信的目光，眼神里满是惊叹，还带着些复杂的神情。
香港平安回归后，民兵训练并没有结束，而是成了一项常态化工作。为了进一步强化基层武装力量，提高战斗力，县里计划在国庆期间举办民兵大比武。为了能在比赛中取得优异成绩，我们几位专武干事按照部队训练新兵的高标准，加大了训练强度。书记也大力支持我们，这让大家信心倍增。俗话说，功夫不负有心人，在这场激烈的民兵大比武中，我们乡武装部的民兵表现十分出色，斩获了多个单项第一，最终荣获全县综合第一名的好成绩。当我们书记从县领导手中接过奖状时，脸上满是自豪，我们几个也激动不已。县里奖励了我们两千块钱和一张奖状，这既是对我们辛勤付出的鼓励，也是对我们工作的高度认可。
这次经历让我深深明白，只有努力付出才会有收获，这也成了我日后生活和工作中始终坚守的信念 。
艰苦岁月里的兄弟情
1997年10月底，县里进行了干部调整，我们原来的书记调回县城，成了一名普通干部。新书记是从别的乡副乡长直接提拔上来的，听闻他哥哥是另一个县的县委书记。或许是因为这层关系，他工作时脾气很大，平日里总是一脸严肃，难得有笑脸，乡村两级的干部都怕他。新书记的霸道模样，后来还成了我写作的素材。
同一时期，派出所新分来了一位汉族警察小梁，他老家在河南。他的父母在七十年代初来到南疆这座边陲小城，生下了他们兄妹四人，小梁算是疆二代。小梁性格直爽，为人仗义，有着典型的新疆人的秉性。我俩年龄相同，性格相投，特别聊得来。乡里只有我们两个汉族单身干部，晚上不回家。所以一到下班，他就来乡政府找我。我们一起谈天说地，还自己动手做了一把弹弓，跑到乡政府外面的田间地头打斑鸠。那时候的鸟儿好像不怕人，就静静地站在树枝上，仿佛不知道危险即将来临。运气好的时候，能打下一两只，不过大多数时候都是空手而归。要是打到了斑鸠，我们就把它清炖了，再放几个恰麻古，那浓郁的香味，即便现在想起来，都会让人忍不住流口水。
十月正值蘑菇生长的季节，农民的房前屋后以及果园里，到处都是又嫩又大的蘑菇，数量多得就像专门种植的一样，最大的蘑菇甚至能有脸盆那般大。那时维吾尔族人思想比较封闭落后，对新事物的认知有限，对于没吃过或没见过的东西都不吃，像豆腐、豆芽、木耳等都在他们拒绝的名单里。他们觉得地里长的蘑菇样子和人的某个器官相似，用维语说是“叶尔哈亚”，也叫它"依谢克哈亚"，所以他们也不吃。我和小梁下班后就去采蘑菇，用农民装化肥的袋子装，每天至少能采一袋。采得多了，我们也会拿到城里送给认识的人，实在太多吃不完，就把蘑菇切成片晾干贮存起来，留着冬天吃。
那时候工资低，买不起肉，为了解解馋，我们就去老乡的涝坝里钓鱼。用硬铁丝或者缝衣针做成鱼钩，穿上线绑在树枝上，一根简易的鱼竿就做好了。记得有一回收获颇丰，钓了十几条狗头鱼。我们炖了一大锅，一边吃一边聊，一晚上就干掉了两瓶董公酒。那时候年轻，身体好，头天晚上喝多了酒，第二天早上还能照常上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