沂源山区从医记

李心机

20 世纪50 年代末，我的父亲拿着外祖父为我母亲开的药方去烟台市北大街东头的福兴堂药店抓药，店中柜台内的一位老药工戴上老花镜接过药方一看，大吃一惊，随口“哎呀！”一声，冷不丁地吓了父亲一跳。他略微抬起头来，提着眉头瞪大了眼睛，从老花镜的上面，打量着我父亲，急切地问道：“你是蓬莱人吗？”他这一问，又轮到我父亲大吃一惊了，心想：他怎么知道我是蓬莱人？正在呆想纳闷时，老药工一边手里掂量着药方，一边又递上来一句话：“这个方子是不是司先生开的？司先生叫司乐亭，他开的方子和他的字我太熟识了，多少年没见了。”我父亲一听，忙说：“是，他是我的岳父。”这位老药工忘情地又“哎—呀”了一声，摘下老花镜与我父亲攀谈起来，打听我外祖父的情况。老先生感慨地说：“当年我们是朋友，几十年不见了，人都老了，司先生还好吗？我还当是他人不在了呢！”后来我父亲抓药回家绘声绘色地向母亲说起这一段奇遇，哪知这又勾起了母亲对在老家种地的“富农分子”老爹的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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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我外祖父正在老家乡下种地，生活挺艰难，精神上也很压抑。每隔一两年会在秋天等地里的庄稼都收拾回家后，来烟台俺家也就是他大闺女家住上几天。他老人家留着山羊胡子，剃着光头，头上戴着毡帽，早早地就会穿上棉袄，外面再披上一件大舅穿过换下来的蓝色旧中山装，脚上穿着新买的圆口 “老头鞋”，也有点土洋结合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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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晚年精神很压抑。1949 年以前因为外祖父常年在外行医，家中有十多亩地，平时外祖母带领大大小小还未成年的三位舅舅与三位姨忙活，在春种秋收农忙时，会雇短工干些技术性强的农活，所以到土改的时候，村里说“雇人干活”这是“剥削行为”，因此被划为“富农”。为这事老人家晚年心中不平、不服气。他认为行医是仁道，习医与行医这一行当，不能吃了上顿没有下顿，不能衣不遮体，若整天为一大家子人吃饱肚子忙活，那就没有心思读书钻研，更没有心思行医看病了。所以行医的人生活得略微安定一点，起码得有饭吃，有衣穿，还得体面一点。行医者家中有点地，平时家中大人孩子们齐忙活，农忙时雇人帮工，这不能算是“富农”，老人家为划成“富农”这事一直耿耿于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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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改后不久，社会安定，农村缺医少药的状况逐渐突出了，区政府曾派人邀请外祖父参加联合诊所，外祖父征求二舅意见。那时二舅已在山东某大型国有公司青岛分公司工作，二舅感觉外祖父性情倔强，又戴着“富农分子”的帽子，也是近70 岁的老人了，恐怕难以适应新社会的工作环境，而且医疗责任重大，不宜参加。同时外祖父自感年高体衰、脑力疲顿，被“富农分子”的帽子压得难受，心中又不服气，无心思在外工作，不如种地清闲，所以也就婉拒了邀请。但对平日登门求诊的人，他还都是热情接待，认真把脉看病，不收任何费用，还得让姥娘前后照应，有时忙得姥娘都有几声抱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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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世纪40 年代后期，大舅司君松、二舅司君范参加南下工作团，二舅1949 年后即留青岛工作；大舅南下直至云南，先是参加剿匪，至社会安定后，被调至中央部属某大型稀有金属矿产企业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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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青岛工作的二舅一直认为，外祖父的职业是医生，属自由职业者，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与土改前二三年，家中能干农活、能下力气的整壮劳力大儿子、二儿子同时参加了革命工作，小弟弟还不到10岁，街上大门口还挂着红底黄字的“工属光荣牌”，因此，依家中的人口、实际生活水平与所拥有的土地量，农忙时雇工是因为家中确实缺少整壮劳动力，这种情况按政策不应当被定为“富农”成分。二舅秉承了外祖父的倔强与固执，经过多年坚持不懈地申诉，外祖父富农的成分终于被当地政府按政策改正为中农。但是外祖父却在成分改正之前，戴着“富农分子”的帽子，在遗憾与不平、不服气的心境中倔强地自缢，离开了这个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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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舅司君松（右）与二舅司君范（左）

为这事，我的八路军出身的共产党员父亲曾对母亲和我深有感触地说起过，二舅是顶着难以想象的压力，冒着很大的风险，在执着不断地申诉下，才终于改正了外祖父的成分。父亲说，要知道，在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年代，土改的“案”很敏感，是很难翻的。我很感激二舅，很佩服他的执着与勇气，更佩服他对土改政策的深入学习与理解。我相信外祖父的在天之灵，他老人家的那颗耿耿于怀、不平的心境一定会得到慰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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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祖父去世后，曾遗留下不少的线装医书与他自己学医、行医的随笔札记。20 世纪60 年代后期，这些线装医书连同《康熙字典》等工具书，被村里的“造反派”堆在院子里，一把火烧为灰烬。这事是后来听三舅司君湘说的，让我痛惜不已。

外祖父习医行医札记手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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母亲司兰芝，字淑贞（1912—2002 年），初通文墨自幼耳濡目染，对中医的四诊望闻问切，八纲阴阳、表里、虚实、寒热，中药的四气五味、寒热温凉，常用中药饮片形态等多有了解。于是家中长幼，不论大病、小病，寒病、热病，必定是一律喝苦辣药汤。至今仍朦胧记得我幼年记事以来，每次因病喝中药时，必是望着黑乎乎的药汤，先痛哭几声，才艰难地喝上一口，母亲则亲自端着药碗放在我的嘴边，宽慰中带有几分强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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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 年，我9 岁时，在秋假里的一天，我的腰部左侧突然疼得厉害，并发高烧，母亲带我去姥娘（姥姥）家，让外祖父看看，哪知一去就住了两个多月。9 岁的孩子已经有了清晰的记忆，我记得外祖父当时对我母亲说：“孩子的腰那个地方长了个‘东西’，看样子，像是个‘阴疽’。”我听外祖父轻轻叹了一口气，“唉”了一声：“小孩子怎么得这么个病！这病属阴啊！”连续几天，在迷迷糊糊中，外祖父都会轻轻地把我的手拉到他的怀里，静静地给我把脉，就这样，每天把两遍脉。几天后，我高烧昏睡过去，不省人事，把全家人吓得不轻。那些日子，外祖父每天给我把脉，修改药方，并亲自在已经停业的“同生堂”遗留的中药里为我配方。这些都是母亲后来对我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