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互联网普通开发者的创业故事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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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时间也接触到了各种各样的甲方负责人，有的负责人自己都不清楚自己的需求，需要我们去给他引导梳理；有的负责人有自己的小心思，不想让我们接手项目，会刻意刁难；有的负责人在设计完成之后，会加入自己的想法去大改程序流程；也有的负责人会很严格专业，需要我们去提供项目实施过程中详细的技术说明。而接触得越多，我开始怀疑自己的开发工作是否有价值，甲方客户领导轻描淡写的一句话就能推翻之前通宵加班加点做完的工作，软件系统本身的质量反而像是项目验收最不重要的事。我才明白，软件开发并不困难，复杂的是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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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队的规模到21年初达到了14人，也换了一间大办公室。而我们的营收情况也只能让公司除去各种开支外勉强活着，而未来的形势算不上太好也算不上太坏。而公司内部其实一直也都存在着一个隐患点，大表哥基本都在外面跑业务，无暇管理公司内部事情，所以公司内部的事情基本也都是二表哥说了算。可是二表哥是一个严格，傲慢但又细心的人，他能很敏锐地发现别人的问题，并且毫不留情的指责谩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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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每个员工都很怕他，问问题也都战战兢兢，再加上公司的开发节奏也很快，导致了这两年公司的成员无法长期留存。而我自己对二表哥的感情也很复杂，我和他有过争执，不过也赞同他的很多理念，我认可他的技术能力，同时也反感他的处事能力。在我眼中他一直是一个亦师亦敌亦友的角色，我们虽然不太对付，但是我们目标一致，在开发节奏上倒是配合得也算默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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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自己也在慢慢地变化。学习得越深入，思考得越多，我发现自己越来越不爱说话了。我感到越来越孤独，表哥们一直把我当小孩子，不太把我对公司的建议当回事儿，和我差不多大的同事们却把我当老板，也没办法彻底融入他们。可是我却能体会到作为公司方因为未来不择手段前进的焦虑，也能体会到同事们在这种高压环境下的难受和痛苦，我本应该去做些什么，但是我却不知道怎么做才是对的，让我倍感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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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繁重的开发工作反而却拯救了我，让我不会过度沉迷在那种抑郁的情绪中。既然做不了公司的领头羊，也无法充当团队的润滑剂，至少要成为最锋利的剑。 秉持着这样的思想，我开始在工作中做得越来越好，可是某些重要的东西也在我的身体中消失，我开始不再情绪化，也不会在写代码中感到快乐和沮丧，眼中只有完成目标的迫切。我在慢慢失去人情味，除了讨论业务逻辑和接口对接，不再说多余的一句话，只是在想着我要是做得再快点，情况会不会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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压死骆驼的倒数第二根稻草悄然来临，22年年初，上海疫情失控，突如其来的封城让人猝不及防。从最开始的封城3天到7天再到14天无限延期，每个人都被关在家中惴惴不安。我们又开始了居家办公，可是这一次封城比上一次带来的情绪还要差，防控的体系好像在逐渐崩溃，新闻带来的基本都是坏消息，大家的工作效率也受到很大的影响。而公司的开支却依然巨大，租金，工资在慢慢消耗我们的剩余存款。无可奈何之下，表哥只给同事们发基础工资，大家虽然嘴巴上不说，但其实能够感觉到那个氛围其实是很低落的。于是员工们开始陆陆续续辞职，随着和我们在一起两年的同事的离开，最后又回到了刚开始只有我和表哥两人开发的时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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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我也在这时候感染上了新冠，身体上的难受并不算什么，让我沮丧的是我对未来感到迷茫，如果真只有我们几个，公司最后能到达什么地步呢？好在母亲的关怀和不远千里寄来的药让我慢慢好转，园区的食堂也开始能把饭送到门口也让我们这些没有锅和灶的人不至于饿死。最后封城结束后，表哥们带我去吃了一顿羊蝎子，这一晚他们都喝了很多酒，二表哥醉醺醺地拉着我说：“你一直以来都做的很好，辛苦你了”。听到这个话的时候我突然莫名的心酸，眼泪不由自主的往下流。他们也给我倒酒，让我不要想的太多，不喜欢喝酒的我在这一晚，喝了人生中最多的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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封城持续了三个月，这三个月和之后的日子，我们搭建了自己的低代码平台，可视化大屏编辑器，threejs地图编辑器，也做了AI识别相关的应用和项目，也开始去研究树莓派去完成快速轻量的硬件程序对接。我还是过着平凡忙碌的日子，可是这一切都在23年初被彻底打破。公司最大的隐患点其实是财务和股权，最开始公司创建时并未确定股权如何分配，表哥们也都说着我们先不去想如何分红，等以后赚钱了之后再来讨论这个事情。也是出于对表哥们的信任，就答应了下来，财务和账也由表嫂去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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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时间过去了，父亲让我再去找表哥们讨论股权的分配问题，最后表哥把分配的结果公布出来，大表哥二表哥各占25%，而我占7%，其他留作股权以后用。父亲直接在会议上就骂了他们俩，说我们大家都投资50万进去，大家都在上班，凭什么他们俩比我多这么多？可是他们却觉得他们有资源有技术就该占这么多，后续父亲去查公司的账，又发现了更多的问题：很多支出没有备注详细，约定好的每人50万投资实则账上初始只有父亲的50万，后续表哥们都是陆陆续续往里面投入，到22年每人总共才投入了20万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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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年表哥们的工资都自己涨到了11000元，而我还是2800元。知道了这些之后，我的心彻底死了，失望的感觉蔓延全身，感觉不到愤怒和生气。父亲依旧和表哥们吵得不可开交，要求他们退还投入的50万元，他们也只对父亲说投资有风险，50万是不可能退还的。后来父亲通过亲戚和律师的调解拿回了钱，而我在补齐了交接文档后离开了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