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我被天天喂中药汤，到现在还记得那药是苦中带辣，难喝极了，喝药前的哭叫是必不可少的前奏。就这样，连续喝了近两个月的中药汤，我慢慢地感到身上轻松了一些，热也退下来了，也有些精神了。至今我还记得，当略有些精神后，第一感觉就是愿意吃饭了，因为口中无味，所以特别爱吃大葱蘸豆瓣酱，一是有咸味儿，二是有葱的辣味儿。
一日，我听外祖父与母亲小声议论：“孩子腰上长的那个‘东西’，比碗口还大，看样子快破了，这不是个好‘东西’，不红、漫肿、没有‘头’，里面可能全是些稀脓。”没过几天，我自己感觉到腰上长的那个“东西”果然破了。母亲说，溃破的“口”很小，但流出的灰白色的稀脓却很多，而且还有很大的臭味。外祖父仔细地看了看这个“东西”破了以后的样子，对母亲说：“这情形，得贴阳和膏，还得在上面撒上一点点麝香。只是阳和膏不太好淘换了。”他嘱咐母亲说：“先去烟台的福兴堂看看，那是个老药店，也许还有存货。”于是我的大姐写信给正在烟台驻军的父亲，不几天，膏药与麝香寄来了。于是母亲就天天给我贴膏药、换膏药。膏药一揭下来，灰白色的稀脓就会自行流淌出来。换下来的膏药，是硬邦邦的，擦去上面的脓液后，用火烤一烤，就又变软了，撒上一点麝香后趁热再贴上，就这样持续地贴着膏药。当病情缓解下来之后，母亲就用牲口驮着我离开了外祖父家。回家以后又连续贴了一个多月的阳和膏，我腰上的那个“东西”流出的脓越来越少，最后没有多少脓了，过了些日子，母亲说：“疮口开始生长出新鲜肉了。”日子过得很慢，疮口在一点一点地缩小，最后在我的左胁肋部留下了一个深深的紧贴着肋骨的“疤”。过后，母亲曾对我说过，我长的那个“东西”溃破后，疮口很小，但里面却是按起来感觉空空的，是挺大的一个空腔。她说：“你姥爷说过，那不是个好‘东西’，是属阴的。”
我生病时，母亲40 岁左右，我学中医受母亲影响极大
此后的整个一冬天，我都是按照外祖父开的药方，天天早晨睁开眼从被窝里爬出来，先喝一盅母亲送上来的用老黄酒冲化了的“鹿角胶”，这药除了老黄酒的苦涩味外，还带有点腥气。过了年以后，春天慢慢地就来了，春暖花开的时候，我的病就完全好了。春季开学后，我又开始上学，只是因为这场病我留了一级。
1962 年以后，在我读大学本科期间，李廷来先生讲授《中医外科学》时，我这才明白了我长的这个“东西”叫“胁疽”，是一种属阴的疮疡。特点是局部初起白色不红，漫肿隐痛，肿势渐重，可大如杯碗；溃破后脓质清稀，状如豆汁。此证有内膜溃破的危险，若内膜一旦溃破，疮口则会随着呼吸发出小儿哭啼一样的声音，若在疮口盖上一张薄纸，纸会颤动。讲到病因病机时，李老师说，首先是正气不足，有虚的因素；再是心情郁闷忧忿，肝失疏泄，郁而化火，灼津凝痰，痰滞经络，痰结血瘀而成。这一节课我听得特别认真、仔细、入神。听完这节课后，我后怕极了，心想：那“内膜”不就是胸膜或腹膜了吗，那若是“破”了，那我不就“完”了啊！我又一想，一个小孩子家，整天顽皮，哪来这么多的病机，哪来什么“郁闷忧忿，肝失疏泄”？所以，我的外祖父曾不解地自叹 ：“小孩子怎么得这么个病！”春节放假回家后，我把这一节课的内容大体说给母亲听，母亲也很庆幸，对外祖父感激不尽，只是外祖父已经离世4 年了，这又勾起母亲的一阵哀伤。母亲说：“你姥爷要不是‘那样’死的，今年还不到80 岁，他要是还活着，看到你这个外孙学上了他那门‘手艺’，该多高兴啊！”后来学了西医课程，我曾推想，稀脓那么臭，可不可能是大肠杆菌感染的？
外祖父司乐亭公晚年照
9 岁时生的那场大病是我人生中第一次危险的经历，与此同时，也让我与中医学结下了不解之缘，使我从少年开始，就把自己与用三根手指把脉和中药的苦辣味连在了一起，成为一生抹不掉的记忆，也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
中年以后，一日母亲曾对我说，当年你姥爷说过：“我的‘手艺’不知下一辈的哪一个孩子能接过来，你的三个兄弟是不能接了（我的小舅舅曾中专毕业，后在家务农），你那些妹妹们也都接不上了，看看在孙子、外孙中有能接的吧？”我母亲说：“现在看来让你姥爷说着了，在外孙中，只有你接上了。”当我写到这里时，一个想法突然掠过脑际，也许在我9 岁时生的那场大病中，有了连续喝几个月中药汤的修持，冥冥中就注定了我这一辈子将皈依“医门”吧！
20 世纪50 年代末、60 年代初，我已经有了青年人独立的思考。那时我在烟台三中读书，发现自己不知从何时起喜欢上了同龄人都感到陌生的中医学。于是在我家中的书桌上就有了《中药学概论》《中医学概论》和《诊宗三昧》等中医药方面的书籍。可惜，我硬着头皮读了几天也读不懂，于是不得不再收拾起来。
1962 年春夏，高考报名开始，对年轻人来说，这也算是人生道路的一次选择。由于《中医学概论》是南京中医学院（现南京中医药大学）编著的，所以那时我只知道有个南京中医学院。后来，见到了高考招生目录，才知道济南还有个山东中医学院，父母极赞同我报考山东中医学院。那时高考专业分为理工类、医农类、文史类，考试科目不同。报考学校分为第一表与第二表，第一表高校相当于现在的全国重点高校，以我的成绩衡量，报考第一表难度比较大，底气不足；第二表大部分属省属高校，我报第二表不能说有把握，但还是有很大希望的。我毫不犹豫地选择了第二表的山东中医学院。但是我的班主任，备受尊敬的化学教师曹万村先生对此却颇有些不解，因为我在他的心目中是很优秀的学生，在六年的中学时期，我是学校共青团团委的组织委员，在班级里还当过团支部书记，那时的共青团组织，每一个班五十多名同学中只有十几名团员。我的文史生物与数理化各科成绩虽不是拔尖，但名列前茅，所以先生极善意地把我的第一志愿中医专业更改了。不得已，我把自己关于中医学的家渊及想法，统统倾诉于先生，希望得到先生的理解。就这样我违背了班主任的意愿，依父母的渴望与自己的想法，执意以第一志愿报考山东中医学院。
初建的山东中医学院，比起名牌老校虽然简陋，但却云集了一大批学验俱丰的专家及名老中医。在学院的创始人之一、学生们极崇拜的、平易近人的学院党委向克书记的带领下，学校师生团结向上，关系融洽，学术气氛极浓。那时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生活非常清苦、艰难，但对于我的选择和学习环境，我却感到十分舒心。向克书记会时不时地来到极简陋的学生大食堂，看看学生的伙食，他的最常用的口头语就是“这很好嘛！”这一句“很好嘛！”很快地成了62 级同学中的流行语。
在六年制本科期间，按开课的顺序，先后受教于张志远先生（《医学史》）、张珍玉先生（《内经讲义》《内经辑要》）、刘东奎先生（《中药学》）、史慕山先生（《方剂学》）、李克绍先生（《伤寒论》）、叶执中先生（《金匮要略》）、周次清先生（《温病学》）、刘献琳先生（《中医内科学》）、李廷来先生（《中医外科学》）、周凤梧先生（《中医妇科学》）、靳祖鹏先生（《中医儿科学》）、张善臣先生（《针灸学》）、陈明五先生（《中医眼科学》）等。这些先生们的中医学根底，一是家传，自幼就受到家庭的熏陶；二是从青少年时期即拜师学徒，先背诵入门的《药性赋》《汤头歌》《濒湖脉学》，再学习经典如《黄帝内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等，同时学习或背诵《医宗金鉴》中的各科“心法”内容，再跟随老师临诊；三是自学成材，这一部分多是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青少年时期读过《四书》《五经》，有一定的文言文基础。靳祖鹏先生是唯一的女老师，她是全国第一批学习中医的资深西医。这些先生们虽然来自不同的地方，却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都是从临床中成长起来的，所以他们临床经验丰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