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用60年，活出210年不止的人生

我是金导

很快，一道特招的命令下来了，公社包括县里地区里都没人敢违抗。我在1974年的最后一天，如愿穿上了三点红的65式军装。


这是我第四次揉碎，而且也是由我自己强力把握。

我当时所在的是我军历史上唯一存在过的反特专业部队，由于涉及军事秘密，此处不展开。

我是金导

简单说，由于我的根子来源于特殊隐秘战线，加上我训练刻苦，军事素质优秀，我也被层层考核甄选后，成为当时共和国对外侦察对内反特反间谍特殊部队一员。

后来因为在一次和CIA的正面战斗中，我搭档牺牲，复仇心切的我失（故）手（意）将对方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击毙，违反了战场纪律，给我方造成线索中断的巨大损失。

再后来，经过上级组织科学严密的甄别，给我一个全新的履历，重新回到了老百姓的社会。

这是我第五次揉碎，只是这一次改变并不是我所选择，而是被选择。

我是金导

因为祖上家世的原因，我被空降到武汉某药材公司，以正营正科待遇担任业务副经理（80年代初期，国营单位没有总经理的职务，副经理就是副科级干部，是公司领导班子成员）。

此前由于计划经济体制约束，医药行业作为国家管控的商品，根本不允许跨地区越级采购和销售。

但不久，报纸上刊载了《东方风来满眼春》的长篇通讯，一个新的名称——深圳，一个新的概念——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使我们每个人感受到了不一样的政治气候和经济形势。

我敏锐的捕捉到了这一历史机遇，在全行业还墨守成规一级站二级站三级站批发零售调拨计划的体制尚存的1982年，率先突破条条块块，把业务拓展到北至黑龙江，南达广东，西及新疆的大半个中国。

我是金导

我成为《中国医药报》头版头条的风云人物，成为金牌销售员，也成为新中国第一批个人万元户。

此时我再次面临人生抉择。

当时我个人生活一帆风顺：和初恋结了婚，有了独生女儿，还通过内部关系买了房管房，家里拉了电话线，按照前几年我在国外执行特殊任务住过的豪华酒店格局自己改造升级的房管房一样配备了自用洗手间、洗衣房、厨房等设施，算是较早进入了小康生活。

仕途上也是一帆风顺。

市委分管商业的副书记意欲调我去做他的秘书，这个被我毫不犹豫推辞了；局机关把我列为重点培养的第二梯队重点骨干，组织部已经对我进行了一系列考察，新的任命文件已经成文，即将摆到市长办公会的会议桌上。

你们猜对了，我再一次选择了揉碎。

我是金导

我不想当官，我不想玩政治，我不想活在不敢说真话不能自由自在成天繁文缛节论资排辈的官场。

我已经当过兵，但未能实现自己的英雄梦，看来这辈子不可能成为杨根思那样惊天动地的战斗英雄了。

那么我为什么还要放弃我的记者梦、作家梦、导演梦呢？

我要考大学！

我要考大学！

我要考大学！

我当时的夫人闻听此言真是惊的要掉了下巴。

我要考大学！我要参加成人高考！

我是金导

组织上更是明确表态：考大学可以，但要服从组织安排，由组织决定什么时候考以及考什么学校什么专业。目前，先安心工作，准备接受新的工作任务。

我一意孤行，理想目标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广播学院、鲁迅文学院。其他一律不考虑。

我后来以全省第三名的成绩，被广院录取。

我是金导

但我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家破：被老婆清理出门，造成事实上的分居。政亡：被组织严重警告后，撤销一切职务，降级为普通科员（保留正科级干部身份），且吊销职称，停发工资奖金。

我悄悄擦干了和心爱的女儿从此分别的泪水，带着简陋的行囊和孤独的背影，挤进了北上列车的硬座车厢。

那时我已经28岁，却第六次选择了改变已经富足顺利的命运。

我是金导

两年后，我一边在校学习，一边到《科技日报》做兼职记者。

平生第一次拿到烫金封皮的《特约记者证》，我终于对自己的而立之年有了一个还算满意的交代。

我第一次获得正式颁发的记者证是在《体育报》（《中国体育报》前身），当时为了采访报道六运会，此前编制严重不足的《体育报》在北京及全国各中心城市新闻机关借调、借用、聘用了一大批文字和摄影记者，我有幸成为其中一员，在资深体育记者缪辉直接指导下，圆满完成了六运会采访报道任务。

我是金导

六运会结束后，《体育报》面临休整，人员富足，体育报道陷入低潮，大家开始无所事事的混日子。

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我四处活动，希望找到新的有挑战性的机会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

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一次会议上，一位军内的大领导在采访间隙和我聊天，得知了我的志向，他把我推荐给了八一厂。

我是金导

我很顺利被八一厂相中，进入某大型电影导演军事指挥组开始了我影视导演的职业生涯。

这是我第七次揉碎自己已经很安逸的生活了。

几经转折，最后在中央电视台国际部安顿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