挖金子的那段岁月

西纳台子

迈步在祁连山下没有丝毫的勇气和力量，高考的失利心里五味杂陈，对未来一片迷茫，如果祁连山张开那雄壮的臂膀或化作一座佛堂，我甘愿在此沉寂融入她的怀抱！但现实很残酷，一路上虽然有说说笑笑，内心的寒苦又有谁与之品尝！祁连金场宽广而零散，有甘肃和青海的挖金客。我们挖的地方迟迟出不了金子，六个人累死累活一天下来挖不上两分金子，实在熬不住，又分成两个组，父亲带着我和同学找了两天窝子，总算在靠近甘肃的山脚下，老乡在他们窝子旁边给我们划出一块。一个星期的搬家、找水源和揭土层，才开始抬水、摇篮、刮床、洗盆.......境况慢慢好起来，也把其他三人叫过来一起挖，虽然辛苦但有点收获心里还是有一丝丝的甜意。挖了一个多月的金子，凑够来回的车费和补习费用，开学前一周和同学又回到母校开始了高中的补习生涯并在当年如愿以偿考上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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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那段挖金子的岁月，撩开尘封已久的记忆，既充满伤感，又那么亲切，如一缕清风掠过，始终惊醒梦中人，“不经历风雨，怎么见彩虹。”始终激励、鞭策和警示我，磨难和艰辛不值得留恋，但那份坚毅的挣扎和不息的奋斗依然具有崭新的时代意义！

西纳台子二0二五年三月二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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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学录取通知书到来的那天，整个村子都沸腾了。母亲用围裙擦着眼泪，把通知书贴在胸口念叨了一整天；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火星明明灭灭，照得他眼角的皱纹更深了。村头的老槐树下，乡亲们议论纷纷：“这娃子到底是读书的命啊！”“挖金子的血汗没白流！”我摸着通知书上烫金的字，恍惚间又看见玛多金场里翻飞的铁锹、祁连山脚下冻裂的手掌，那些裹着风沙的日夜仿佛突然被镀上了一层金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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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命运的玩笑总在转角处等着。九十年代初，我大学毕业分配到县里的地质队工作，本以为从此与金场再无瓜葛，却因一纸调令被派往阿尼玛卿山勘探新矿脉。汽车沿着盘山公路颠簸时，我望着窗外熟悉的草原与冰川，竟有种宿命轮回的荒诞感。同行的技术员小王抱着地质锤感叹：“听说这山里还有老金客的鬼魂晃荡呢！”我握紧公文包里的罗盘，指甲掐进掌心——包里还藏着父亲当年用桦木削的洗金盆，边角早已磨得发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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勘探队驻扎的第三天，我们在海拔4500米的雪线附近发现了古河床遗迹。冰镐凿开冻土的瞬间，老王突然指着岩层断面惊呼：“老陈快看！这纹理......”话音未落，远处传来闷雷般的轰鸣。经验丰富的藏族向导多吉脸色骤变，拽着我们就往高处跑。泥石流裹挟着千年冻土倾泻而下，吞噬了我们刚支起的帐篷。多吉跪在经幡前诵经时，我摸到裤兜里沾满泥浆的洗金盆，突然想起玛多金场那个暴雨夜——原来二十年前的少年，早已把对黄金的敬畏刻进了骨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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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后，我作为技术骨干参与起草《青海砂金开采生态保护条例》。在省地质局的会议室里，当投影仪放出阿尼玛卿山泥石流的现场照片时，我的手突然不受控制地颤抖。那些被冲毁的草场、断裂的矿脉，与记忆里沙娃们佝偻的背影重重叠叠。散会后，我独自走到黄河边，把父亲的洗金盆轻轻放进浑浊的河水。夕阳把水面染成金红色，恍惚间又见当年手扶拖拉机突突驶过姊妹湖，年轻的我攥着人生第一笔百元钞票，以为抓住了整个世界的重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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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纪第一个春天，我带着研究生重返玛多金场做课题调研。卫星定位仪显示的位置，正是当年和父亲刨出第一粒砂金的干沟三叉口。如今这里竖着“三江源保护区”的界碑，芨芨草在风中摇晃，早没了帐篷连营的痕迹。藏族学生卓玛指着远处反光的东西惊呼：“老师！有金子！”跑近才看清是可乐罐的拉环，在阳光下骗过了所有人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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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里借宿牧民帐篷，老阿妈煮着酥油茶说起往事：“九八年封矿那阵子，金把头们开着挖掘机连夜刨地，把山神的肠子都扯断了......”我突然想起那个抓旱獭的老乡帐篷，想起他们用旱獭油治烧伤的土方子。当卓玛用无人机拍下生态恢复区的全景时，显示屏上的绿色曲线温柔地抚平了山体的伤疤，像母亲缝补过无数次的旧棉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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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程前去了趟县档案馆。泛黄的《采金证》存根上，1986年那栏还留着父亲歪歪扭扭的签名。玻璃展柜里陈列着狗头金标本，解说牌写着“西部大开发历史见证”，却无人知晓某个暴雨夜，三个少年蜷缩在山腰，把北斗七星当成指路的佛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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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档案馆时，手机突然震动。女儿发来视频请求，她在上海读环境工程专业，背景是灯火通明的实验室。“爸，我论文要做三江源重金属迁移模型，您当年那些勘探数据......”我望着屏幕里青春洋溢的脸庞，突然笑出了眼泪。黄河源头的风穿过三十年时光，轻轻掀起她鬓角的碎发，恍如当年母亲站在村口，用衣襟兜着给我留的月饼，等一个浑身泥水的少年踉跄归来。